木心文學回憶錄
(普希金∕俄國文學的太陽)
現在講到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了。
俄國文學沒有像中國那樣有長遠的傳統。俄國文學實發於十九世紀，就一百年，天才紛紛降生，這是一大異象，誰也解釋不了。起初當然受歐羅巴影響，不到百年，俄國文學成熟了，反過來影響歐羅巴，整個世界忙不過來地讀俄國文學。
如柯夫斯基(1783–1852)，俄國文學開山老祖，大大的功臣。浪漫派詩人拜倫、席勒都是由他引進俄國。他仁慈、慷慨、熱誠、優雅，簡直是位聖人。一個民族有這樣一位人物，文藝不復興也會復興，何況天才一五一十一百地掉在俄羅斯的黑土上。
十二月黨人於一八二五年在聖彼得堡發動革命，失敗了，死了不少優秀青年。浪漫主義思潮卻更加洶湧，普希金就出現於這樣一個時代。
(待續)
普希金(1799–1837)
在普希金之前，俄文不純粹的—但丁之前，意大利文很尷尬；德文，是由馬丁‧路德清理的，馬丁‧路德曾說：我好不容易把馬廄裡的糞便清除了—當時俄文夾雜許多外來語，古體今體，條目混亂，普希金，第一個用純粹的俄文來寫美麗偉大的著作。
文字與語言關聯，又有非語言的因素，不能頒布法律來規定語言，靠語言學家也整理不好，只有天才特高的文學家，他為自己而使用文字，一經運用，文字生機勃勃。中國的白話文，用得最好的不是胡適他們，而是曹雪芹。
普希金被公認是俄國文學的太陽，相當於莫札特在音樂上的成就。他生來就是詩人，在皇村學校時就構想長詩、喜劇、長篇小說，沒有別的要做—這種才是天生的藝術家，不改行的，起點就是終點，終點也是他的起點。世界上甚麼事情最可怕呢？一個天才下起苦功來，實在可怕極了。
(待續)
普希金小時候大量閱讀父親的歐洲藏書，又讀俄國前輩的作品。科夫斯基是普希金的老師，讀了學生的詩，送普希金一張照片，寫道：「給我的學生，他的失敗的先生敬贈」。
照片我也有，還不知道題贈給哪一個學生。
一八一三至一八一五年，普希金寫的還是前輩巴丘什科夫的「輕詩歌」，謳歌醇酒美人，過了兩年，轉調了，寫單戀的痛苦、心靈的早衰、青春消逝的悲傷，這又是如科夫斯基的風調。
任何天才少不了模仿期(貝多芬的第一、第二號交響曲，就明顯地受莫札特、海頓的影響)，而天才的特徵，又是不顧死活要找自己的風格。「風格」的定義，我最近想到的詮釋是「敏於受影響，烈於展個性，是謂風格。」當年巴丘什科夫自以為循循善誘，規範普希金，普希金回答「不，我要艱難地走自己的路。」
(待續)
就我少年的記憶，模仿別人風格時，不知怎的，神閒氣定，儼然居高臨下，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風格在哪裡。姊夫、姊姊看了我的詩，兩人商討：「弟弟年紀這樣輕，寫得這樣素淨，不知好不好？」我心裡反駁：「年紀不輕了，素淨當然是好。」
但我知道他們的憂慮。大抵富家子弟，行文素淨是不祥之兆，要出家做和尚的。
普希金少年就有心衝出狹隘的個人抒情範圍。一八一四年寫出《皇村回憶》，引起狂熱讚美。文學界前輩給予高度評價。
普希金自己呢，獨愛拜倫，他說：「我愛拜倫，愛得發狂。」在一首〈白晝的巨星已經黯淡〉的詩的副題，明明寫著：「仿拜倫」。
說來湊巧，我近來也懷念拜倫，寫了一首〈Harold II〉，大意是哈羅爾德又到了西班牙。還寫了一首〈致普式庚〉(普式庚今譯普希金)，第一句就套用普希金的口吻。這是一種新技法，在現代畫面的百忙之中，不期然地放進一點點古典，特別有靜氣，彷彿一個強盜吞下一粒定心丸。
一個人的藝術作品，留在世界上，實在是不死的。對於我，拜倫、普希金完全是活著的。
普希金非常關心政治，很參與，這我不認同。我要是活在「五四」或者抗日時期，不會去寫反帝反封建的詩。抗戰，救亡，會參加。寫詩，我不會弄「同胞們，殺鬼子」這種調子。筆和小提琴一樣，不能拿小提琴殺敵。
詩人關心政治，寫政治詩，事過境遷，留不下來的。現代的文學家聰明冷靜了。索忍尼西、昆德拉都是旁觀祖國的大風大浪，一個在美，一個在法，很安靜。這兩位還不是燈塔型人物，卻能夠像燈塔一樣，不動。
普希金如果生於現代，又是僑居外國，寫得更起勁，更好，我想他是不寫意識流的，明白、清新，這才是大路。我們會很談得來的，相互改改詩—要是他精通中文的話。
(待續)
在普希金之前，俄國的詩人，詩人而已，普希金是第一位「藝術家的詩人」，這是別林斯基的評價，很中肯。傑爾查文善於描寫景色，音調鏗鏘有力。巴丘什科夫造型優美，格調和諧。如科夫斯基有迷人的音樂性。這些特徵，普希金一下子就吸收了。據說看普希金的原稿，非常簡潔。
簡潔是大天才的特徵(在希臘，是典範)。有人向普希金請教：「很早你就同繁冗為敵，同廢話作戰。教給我，如何才能巧妙地與簡練為伍？」
不知普希金怎麼回答。如果普希金授權我作答：「我就寫道，先生，來信太囉嗦，祝簡練。」
作文，第一就要簡練。簡練就是準確，就是達意。
果戈里也很懂普希金的好，他說：「普希金的每一句話之所以強而有力，只由於這句話與別的話連結在一起，才有整體，如果離開了整體，這句話就軟弱無力。」
繪畫，通這個道理，書法亦復如此。(攝影更是！)
普希金對希臘詩下過極大的功夫(別林斯基稱希臘為「藝術工作坊」)，流放時期寫的〈海仙〉、〈繆斯〉、〈少女〉、〈戴奧尼婭〉、〈夜〉，都是希臘藝術作坊的學藝品，普希金讀希臘詩，也只是讀譯文，但像別林斯基所說：「深厚的藝術本能，彌補了不能直接研究古代作品的缺陷。」
別林斯基這些話，也替不通外國文的同志們做了解嘲。當初我們憑印刷品、留聲機接觸西方繪畫、雕塑、建築，音樂，沒有被誤導，完全靠藝術本能。將來一定要到希臘去，用手指觸摸神殿的柱子。
(待續)
海涅、斯湯達爾對拿破崙大頌讚，而普希金與拿破崙的關係，真是難為他了。文學家的愛恨，是自由的、純個人性的，而史家的愛恨是有標準的，非個人的，所以藝術家一談歷史，臉色凝重。司馬遷寫《史記》，很為難，雄辯、巧辯，甚至詭辯，為他所喜的人物講幾句話；他喜歡項羽，按理「成者為王，敗者為寇」，只有帝皇傳才能列為「本紀」，可是司馬遷卻寫作「項羽本紀」，全文處處突出項羽的性格才能，最後雖然狠狠地批了一句，整體看，明明是小看大幫忙。
我完全認同司馬遷先生的用心良苦。〈滑稽列傳〉、〈遊俠列傳〉，都是司馬遷興趣所鍾，別開生面，其他史家是不寫的，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做盡了小動作，因為實在寫得好，其他史家奈何不得。
史筆、文筆，是不一樣的。文學與史學的大問題，至今無人提出來研究。
論到性格才華的惺惺相惜，普希金喜歡拿破崙，而國情民心使普希金不能言出由衷，他寫於一八二一年的〈拿破崙〉原是列為「頌詩」的，但按照當時的社會輿論，拿破崙是「兇惡的侵略者」、「殘暴的專制君王」。三年過去後(普希金大概想了三年)，他改變了說法，稱拿破崙是「叛逆的自由的繼承者和元凶」。小貶大褒，無疑承認拿破崙的英雄性。
事情早已過去，凡使詩人為難的事，不論大小，我最感興趣。他們為難的事，輪到我，也為難，好在許多使古人為難的事，我不為難了，古人的夢，由今人來醒。紀德說得好：「最快樂的夢，不及醒寤的一刻。」
〈致大海〉一詩，是普希金向浪漫主義告別，拿破崙、拜倫，都消失了。寫《葉普蓋尼‧奧涅金時，普希金的制高點是超逸的了。他關心時事，但一到藝術，就十分純粹。這一點，致命地重要。杜斯妥也夫斯基讀了太多太多的歷史和哲學，小說中一點不肯流露，所謂「冰山是只露八分之一在水面上」。但是，現實的歸現實，藝術的歸藝術。藝術不能跟現實走，藝術也不可能領著現實走。所以普希金全面關注現實，而作品如此之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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